党章第四条款清楚明白地列举了多达八项权利, 内容广泛得包括去参加会议以及阅读相关文件, 也还包括进行批评检举以及在受到处理时行使申辩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 每一条都规定得非常清晰详细。
然而, 对于那些已经在相关的组织当中工作生活了许很长时间的人员而言, 当他们被询问到自己具体享有哪一些权利的时候, 他们通常只能机械性地背诵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两种基本权利。至于那些除此之外所剩余的其他各项权利, 他们就仅仅只能够产生出比较模糊不清晰的印象而已。
关于其感到模糊的原因, 这完全不是由于相关条文难以被记住所导致的, 毕竟在八项权利的内容体系之中, 并没有出现任何生僻词汇以及晦涩的表述情况, 相反地, 其中每一项所指代的对象, 皆属于组织生活场景内部那些相当具体的行为操作范畴之内, 例如参加会议、进行发言表达、提出相关意见、行使投票反对的权利, 以及为自己进行辩解等这些事项, 而真正致使这些权利变得令人感到陌生的根源所在, 乃是它们在日常运行的实际进程里面, 常常遭遇了被人们有意或者无意折叠处理的现象, 具体表现为在召开会议的过程之中, 主要环节往往仅限于听取上级精神的传达指示, 原本应该展开的交流讨论环节则容易演变成为单方面表明政治态度的流程, 原本的相互批评行为也容易滑向仅仅提出一些希望性质的建议, 而在申辩这一权利上, 则经常出现在已经作出最终处分决定之后的时间节点上才会被人重新记起并加以使用。
权利并不是不存在的, 其实是被大家用得过于少了, 少到了让人都快忘记它其实还就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待着这回事。
知情和讨论：开会不是只带耳朵去
第一项权利是被允许参加各类会议, 以及被允许阅读相关文件, 还有被允许接受相关的教育培训, 并且还有第二项权力, 这个权利是可以在党的各种会议上以及在党报和党刊之上针对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发表看法来参加讨论活动。
由于这两项内容被放置在了最前面的位置, 所以它们共同指向了同一件事情, 这件事就是党员需要去了解和掌握党内事务的具体情况。这一情况不能只是一种仅仅是知道最终结论那样的简单状态, 而是应当有更深层的知晓方式。
在现实生活当中, 存在不少这样的状况, 就是许多组织内部所举办的那些会议, 其具体流程往往是大家在一起读一些文件内容, 然后再念一念相关的通知条款, 紧接着就在最后说出了一句类似于询问各位是否持有异议的话语, 而对于这种沉默的表现, 人们通常会将其直接等同于已经表示了同意, 并且完全没有人去深入追问为何那些具体的政策要做出这样的规定设计, 也没有人探讨如果这些政策真的被应用到本单位的具体实际情况中之后会遭遇哪些困难或挑战, 导致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参与讨论的权力在这里被大幅压缩, 只剩下了一种只是表面看起来有空间的形式上的空白状态, 这与党章里面所明确指出和要求的应当是积极去参加讨论这一表述存在着区别, 而不是仅仅被动地去听取那些内容的传达情况。
所谓讨论的含义群众对党员提出的意见第一考试网，就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对同一件事形成不同的理解, 我们还可以大胆地去提出各自的疑问, 我们更可以把在具体的执行过程里头所碰到的难处和障碍直接摆到桌面上来进行交流。
如果组织者方面没有去创造条件使得这种讨论能够真正发生, 那么这项原本属于大家的权利就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字表述而已；同时, 如果党员同志们自己已经习惯了仅仅去听从安排而不去开口发表意见的这一种状态, 那么这项权利也就实际上停滞在了大家习以为常的那种行为惯性里面了。
批评和监督：提意见不是“跟组织过不去”
第四项这项权利, 在表述的层面上被给予了极其沉重的分量。
它具体包含以下这些内容: 其一是在党的会议之上, 去有根据、有条理地对党的任何组织以及任何党员提出批评；其二是去负责任地揭发事实, 这些事实的性质是违法乱纪；其三是要要求相关机构对违纪的党员进行处分；其四是要要求对不称职的干部予以罢免或者将其撤换。
然而, 这项权利在现实的认知环境中, 常常是被误解的一种存在状态。具体来说, 存在两种典型的错误理解方式, 第一种是将这种权利的正当行使, 完全等同于平常语境下的“发牢骚”, 而忽视了其结构性依据；第二种则是将这种做法, 扭曲性地看作是为了破坏团结而进行的“闹不团结”行为。
在党章的措辞里面, 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有根据地”, 另一个是“负责地”。批评这个行为, 不是情绪上的宣泄。检举这个行为, 也不是捕风捉影。这样做, 是要求事实存在的。要遵循程序的。是要求出于公心做事的。
但是反过来呢, 组织也不能因为批评的话里, 涉及到了某个领导, 或者涉及到了某个部门, 就用所谓的影响稳定、或者说不利于团结这样的理由, 把它给压制下去。《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把党内监督权和罢免撤换要求权, 从其他的条目中单独列出来进行规定, 这种安排是有制度出口的, 不是说一句空话。
具体而言, 是一个人提出了意见, 之后这个意见被如实记录, 被相关部门积极回应, 并且被实际处理完毕了, 这样一项权利才算真正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循环流程。要是一个人提了意见建议却没人接收, 那么到了下一次遇到情况的时候, 这个人大概率就不会再愿意去提了。
申辩和保留：不同意，不等于不执行
第六项关于第七项权利所涉及的内容, 其处理的核心事项是大家存在不同的意见。对于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当讨论处分或者是鉴定相关事务的时候, 本人是具有权去参加, 并且能够陈述自己的辩解理由的，在此期间, 其余的党员可以站出来作证以及进行辩护。
至于第七项规定的情况, 是指当对党的决议和政策的看法与自己产生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在确保坚决执行的基础之上, 当事人是可以声明保留自己的不同观点的, 同时还可以向上级党组织直到中央这一层级去提出相关的诉求。
这两项权利共同的、大家都看得到的前提条件是: 党内的规矩允许有不同颜色的意见存在, 但是, 所有不同的意见都必须要按照规定的通道去走。申辩这种行为, 它不等同于和党组织对抗；保留自己的看法这一种行为, 它也不是指拒绝去执行规定。
那么一个党员干部在参与投票表决的时候投下了反对票, 或者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当中发现了问题点, 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可以把这些意见如实记录下来, 也可以向更高级别的领导层面去反映情况。这类动作是被允许的, 而且是被保护起来的。
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某一个人只是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 结果就在那些评价和使用方面被给“记一笔”算账了群众对党员提出的意见，那么本来由第七项权利所赋予出来的那个空间, 马上就会变得全是恐惧, 这时候还愿意保留自己意见的人, 将会变得越来越少, 到最后的情况是连一个想要保留意见的人都看不见了。
请求和申诉：权利的最后一道出口
第八项权利是一种手段, 也就是通过向党的上级组织, 一直直到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 并要求相关的组织给出一个负责的答复。这项权利在列表里排在最后面, 但是它的份量一点也不轻。如果前面的七项权利在某个层级被拦住了, 那么第八项就是一条可以往下级往上走的通道。
我们需要仔细琢磨“负责的答复”这几个词, 因为它要求的并不是那种简单的表示知晓或者是仅仅说要研究一下的情况而已, 而是需要一个带明确结论、有扎实依据且能被追溯查证的回应。
一旦党员提交了申诉材料, 如果这个过程只是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 或者只收到了那句按照规定办理的话却并不解释具体是哪项规定, 那么这个权利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保障条例将请求权、申诉权和控告权逐一列了出来, 这三种权利分别针对不同的具体状况进行规定: 请求意味着当事人在遭遇困难时寻求组织的帮助, 申诉是指当事人对作出的处分或者结论持有异议并表示不服, 而控告则表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经受到了侵害, 这就形成了三种情形以及三个对应的受理入口, 但这些不同情形的最终处理结果都共同指向一个目标, 那就是确保问题能够得到认真的对待。
这八项权利, 都是被写进党章里的内容了, 但是呢, 党章那边也很明确地又补充了一句说: 党的任何一级组织, 哪怕是中央机构, 都绝对不能私自把党员上面提到的那些个权利给剥夺掉。你仔细想想这句话到底是个啥意思?
它肯定不是说这些权利就会自己冒出来、自动就开始生效了, 它的真实意思其实就是强调: 没有任何人可以打着合法的旗号来把这些东西拿走。
那么, 这些权利最后到底能不能被真正用到, 完全就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这个组织, 看它有没有主动去给这个权利留够使用的地方或者空间；第二方面是那个党员个人, 看他有没有真的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把它当成重要的事情来看待。
所以说, 很多同志之所以会出现“没搞懂”这种状态, 归根究底来说, 问题往往不在于记忆力好不好, 不在于记不住条文, 而是在会不会去实际操作和使用这些东西上面出了纰漏。对于某一个人来讲, 如果有一项权利是从来都没有被使用过的情况下呢, 那么这一项权力对它来说, 那就几乎是等同于没有一样存在着的。